1945年4月，在敦煌的茫茫戈壁上，一位中年男子骑着一匹瘦红马，他在追与情人私奔的妻子。

情急中他坠下了马，昏迷了两天后，被途经的一支地质勘察队救起。

当他再次苏醒过来时，兰州的报纸上，已经登出了妻子与他离婚的公开声明。

图|常书鸿之妻陈芝秀

这位中年男子叫常书鸿。

1928年，他还在法国巴黎安下了一个温馨的小家。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他，却因为一个偶然的缘份，和敦煌莫高窟结下了不解之情。

于是，他拖家带口，来到了荒无人烟、满眼黄沙的敦煌。

01

1904年，常书鸿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杭州。24岁那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法国里昂艺术学校，专攻油画。不久，他的妻子陈芝秀也进入了法国里昂艺术学校，学习雕塑。

1931年，常书鸿的第一个女儿在法国出生了，他因里昂的一条小河给女儿取名常沙娜。

不久，常书鸿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一家人在法国巴黎安下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沉浸在小家庭幸福中的常书鸿画下了《画家之家》这幅全家福，画中的一家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看就是一个幸福之家。

图|常书鸿一家三口

常书鸿在法国如鱼得水。他的作品在法国曾先后获得两枚金奖，一枚银奖，并被里昂国立美术馆和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很多人判断，常书鸿一定会成为一名世界级的大画家。

1935年的一天，常书鸿像往常一样，穿过巴黎圣杰曼大道，漫步到塞纳河边。他路过一个旧书摊。他不禁翻找着需要的书籍。

这时，一本厚厚的已经泛黄的画册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本画册上有一个大大的法文，是中国的一个地名——敦煌。

常书鸿在脑子里搜索着，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被誉为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明珠。而真正让它出名的是莫高窟。

常书鸿回到学校后，便开始查找所有有关敦煌的资料。

据记载公元366年，一个名为乐尊的僧人途经敦煌鸣沙山，在崖壁上开凿洞窟，打坐修行，敦煌莫高窟便发源于此。

但在此后的漫漫千年，莫高窟最兴盛的时候是在隋唐时期。到了15世纪以后，莫高窟突然由盛转衰。甚至被人们所遗忘。

1900年，6月22日，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偶然发现了掩藏于莫高窟壁画后的藏经洞。这使得大量的敦煌遗书重现人间，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发现之一”。

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他不仅将两千多件敦煌遗书骗购而去，还拍下了大量洞窟照片。从他的照片中不难看出，莫高窟的壁画艺术美轮美奂。但是已呈现出萧条破败的景象。

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当时的莫高窟根本无人保护。100年前，照片上的很多国宝，如今已不复存在。如果国宝会说话，它们是否会发出绝望的呼救呢？

当历史进程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这些伯希和拍摄的照片，被整理成书，取名《敦煌图录》。

没想到10多年后，在法国塞纳河畔，这本《敦煌图录》会在常书鸿的手中被打开。

常书鸿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它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看到祖国如此灿烂的文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因为自五四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行，很多五四青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鄙视态度。

原本对西方艺术持膜拜态度的常书鸿，当他看到《敦煌图录》时，他被中国传统的艺术所吸引，他下定决心：我不要留在法国，我要回国，去敦煌。

02

当常书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同学后，同学纷纷反对：“大好的前途就在眼前，为何要半途而废呢？”

常书鸿却像着了魔似的，去意已决。

1936年秋天，常书鸿带着妻儿回到祖国，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他一边任教一边寻找去往敦煌的机会。

真是时局不作美！1937年，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

常书鸿被迫向学校后方转移。如果说起初去敦煌是心血来潮，而此时的磨难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是多么的重要！

1941年初，常书鸿带着家人辗转来到重庆。在重庆一待就是四年，这是他人生中最漫长最煎熬的一段日子。躲避轰炸，无所事事，生活艰难。

图|常书鸿和陈芝秀

常书鸿决定辞去工作，去敦煌。当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好友徐悲鸿和梁思成时。

徐悲鸿说：“你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啊！”

梁思成也激动地说：“你这破釜沉舟的决心，令我佩服。”

而当常书鸿满心欢喜地将这个决定告诉自己的妻子陈芝秀时，陈芝秀委屈地骂道：“女儿还未小学毕业，儿子还不到两岁，这才千辛万苦在重庆安定下来，你要去什么敦煌？”

可常书鸿一旦决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1942年底，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只身前往兰州。次年，他与陈延儒、刘荣曾、辛普德等一起，坐汽车，再转骑骆驼，前往敦煌。一路上黄沙漫漫、狂风肆虐。

到达敦煌莫高窟后，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早就将路上的艰辛抛在了脑后。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南北长约1000多米长的，近500个洞窟组成的艺术宝库，其中彩塑2000余个，壁画总面积四万多平方米。如果将这些壁画排成两米高的画面展出，这个举世无双的画廊将长达20多公里。

常书鸿彻底沉浸在这个历经千年，绚丽夺目的东方艺术世界中，他仿佛找到了人生的使命与满足。

在莫高窟217窟，盛唐时期的壁画《幻城喻品》前，常书鸿掩不住兴奋地说：“即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乔托的作品，也与之相形见绌。”

常书鸿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在唐朝时期，人物画竟然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造诣。

他由起初的惊叹，到膜拜，再到后来的怜惜。

他说：“这才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东西。”

当常书鸿看到莫高窟因为肆虐的黄沙，雨水的渗透等自然因素造成的开裂、剥落、起甲时，不由惋惜起来。

图|常书鸿在临摹壁画

常书鸿的自传中记录道：“昨天458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今天159窟唐塑天王的右臂大块脱落下来。”

除了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的破坏更是惨不忍睹。莫高窟成为了一些人的免费旅馆，南来北往的客商、淘金者、赶庙会的香火客们在莫高窟内举炊做饭、生火取暖，甚至肆意破坏。壁画上刻满了游客的胡乱题记。还有附近居民散放的牛羊，也随时威胁着洞窟的安全。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莫高窟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片废墟。

百感交集的常书鸿做下了一个决定，他决定把根深深地扎在这里，守护敦煌瑰宝。

03

常书鸿就将莫高窟旁边的一所破旧的皇庆寺稍微打扫一番，布置成了一个简单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用红柳树枝给自己做了一双筷子，就着咸菜，吃着半生不熟的面片。陪伴着他的是敦煌莫高窟九层楼上的寂寞的铜铃声。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带着他们的一双儿女也来到了敦煌。从小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南方的陈芝秀，无法适应敦煌的恶劣环境，她几次提议丈夫离开，但是丈夫却每次都无动于衷。

陈芝秀一直很喜欢穿旗袍和高跟鞋。敦煌那样恶劣的天气，穿不了旗袍，也穿不了高跟鞋，被风吹得脸疼，刚洗过的头，一出门便脏了，陈芝秀心里很不是滋味。

图|常书鸿一家四口

当他将这些事讲给丈夫听时，丈夫总是漫不经心地说：“你可以穿裤装，穿上靴子，不一定非得穿旗袍。”

常书鸿经常忙得不亦乐乎，随着一些年轻学生们的投奔，他正式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他担任所长。

为了防止风沙，他开始带着大家种树。食物短缺，他就带着大家开荒种菜。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将皇庆寺的马厩改成职工宿舍。颜料不足时，他们就将本地的红泥和黄泥研磨成颜料。

他带着学生去修复莫高窟，临摹壁画。

虽然他们干劲十足，但也免不了食物不足、交通闭塞。这些无不时刻不存在的威胁。

莫高窟距离城市60多公里，往来只有牛车，要么只能徒步，从县城买来的牛羊肉或豆腐在遥远的路途中就变质发酸了。

就在这个时候，常书鸿的家庭也发生了一场变故。

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陈芝秀的工作热情下降了，她要去兰州看病，她走后多日，就再也没有音讯。”

一天，他的学生董希文跟他聊天时，常书鸿念叨说妻子陈芝秀走后多日都没有来信。

董希文悄声说：“师母可能不会来信了。”

常书鸿不觉打了一个寒颤。在常书鸿的一再逼问下，董希文才将师母陈芝秀的一封信交到他的手上。

原来陈芝秀已经移情别恋，这次去兰州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常书鸿悲痛欲绝，他此时心中只有一个执念：就是将妻子追回来。

他牵着研究所里的一匹枣红色的马，连夜穿过茫茫戈壁，向安西、玉门方向奔去。情急下，他坠下马，晕了两天。被一支地质勘探队发现，才保住了性命。

当他再次苏醒过来时，兰州传来消息，陈芝秀已经登报，宣布与常书鸿离婚。

对于妻子的出走，常书鸿一直很难释怀。

但是在晚年的自传中他却说道：“我自己一心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这一切都是过去我忽视的。”

真是祸不单行。妻子出走后，研究所突然被撤销，同事们陆续离开。

国民党Z府当着常书鸿的面，要从莫高窟里拿走一件北魏彩塑泥菩萨像。理由是给军官的妈妈拜佛用。常书鸿用尽了各咱手段，最后承诺给他一张女儿常沙娜临摹的飞天像，才将其送走。如果真的将敦煌莫高窟交给他们，后果真不堪设想。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学生们也陆续返乡。

他却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他端着灯迷茫地走进一座窟中，当他看到壁画中《萨垂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时，他突然决定继续留在敦煌。

故事中讲述了萨垂太子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老虎和老虎仔，自己刺破血管，让老虎吃了自己，才得以生还，从而萨垂太子也功德圆满。

常书鸿想，萨垂太子能以身饲虎。为何自己不能做到守护敦煌呢？似乎他在人生迷茫和彷徨时，总能在莫高窟中找到指路灯。

于是他卖掉了皮鞋和西装等值钱的家当 ，筹备资金和一双儿女一起到重庆寻求救援。在兰州和重庆，常书鸿父女举办的敦煌画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唤起了很多人保护敦煌的呼声。

图|常书鸿和工作人员

1949年10月，敦煌古城解放，一列解放军来到敦煌石窟前，带头的军官握住常书鸿的手说：“你专心做保护和研究工作吧！有我们在，不用再担心了！”

常书鸿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从此一头扎进敦煌的研究与保护，这一干就是50年。

78岁时，他才在领导的安排下回到北京安度晚年。因为听习惯了莫高窟的铃铛，他在家里也安了一个铃铛，只有听到这个声音，他才能够踏实安睡。

直到他去世后，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敦煌守护神”这五个字。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坚守者们，给予了敦煌坚如磐石的守护，让这座珍贵的艺术宝库得以存续。

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