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考古：山东滕州岗上遗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力证”

2022年3月31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评审结果。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山东唯一入选的考古项目。

岗上遗址发现较早。1952年春，原华东文物工作普查队在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岗上村）普查时发现一处遗址，定名为岗上遗址。1953年5月岗上遗址发现4片彩陶，这是在山东省境内第一次发现彩陶。随着多次考古调查的深入，揭开了这处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体的大型聚落遗址的面纱。

201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探，在经历了为期一年的勘探后，从2020年9月-2022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续两个年度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合计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1圈夯土城墙与壕沟、31座墓葬、7座房址及大量与房址相关的柱坑或柱洞。确定了遗址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在遗址中采集的含炭标本，经放射同位素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6000～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约2000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朱超是岗上遗址项目发掘负责人，他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岗上遗址恰好对应了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海岱地区以至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史的证明。”

一是岗上遗址拥有距今5000年节点最大的城址面积。从地图上看去，遗址平面像一片树叶或靴子，东西最大跨度1500米，南北跨度1000米，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面积南北长800米，东西长550米 ，共约40多万平方米。朱超表示：过去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最大的城址面积是10多万平方米，40多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最大城址面积。

▲南区墓地出土典型玉器，有不少玉钺

二是岗上遗址出土不少代表权力标志的钺以及杖形器等，标明当时社会已经分层，形成了阶级社会。

玉钺或石钺，是古代重要的礼器，象征着地位、权力，是器用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传说中，夏禹、商汤王和周武王手执的大钺，被视为王权的象征。而追溯到更早之前，在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独有的玉礼器中，玉钺依然被认为是军事统治权、战争指挥权、王权集于一身的礼仪玉器。

在岗上墓葬中，玉钺或石钺集中出现在高等级男性墓葬中，同时也还出土一些鹿角锄、鹿角叉形杖、鳄鱼骨板、骨杖形器、陶鼓、龟甲器等礼制随葬品，这些物品也是重要的礼器，和权力密切相关。

三是岗上的高级墓葬和一般墓葬，随葬品差异很大，高级墓葬中存在“三连棺”的棺椁结构，表明当时社会存在明显的等级，私有制、家庭等也都出现了。

棺椁即棺材和套棺（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泛指棺材。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生有轩冕、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有棺椁、绞衾、圹袭之度。”因此，棺椁埋葬方式属于礼制范畴。

岗上独具特色的突出器物箱的葬具结构，与周边区域，特别是鲁北地区棺椁俱全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两类不同的葬具形式共同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棺椁制度。朱超表示，岗上高级墓葬采取了棺椁、角箱和边箱的“三连棺”方式，这在以往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没见过，属第一次发现，这种墓葬方式和以往济南章丘焦家遗址等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的墓葬有差异。

与此同时，岗上小型墓葬随葬品少甚至没有随葬品。两相对比，说明当时社会分化，权贵掌握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朱超表示，大汶口文化属于东夷文化，大汶口文化又分为古泗水、古济水、沂沭河等几个区块，岗上文化属于古泗水区块，这几个区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性又有不同点。从区域已发掘的情况来看，大汶口文化时期形成不同的聚落或中心，这些聚落或中心相隔分布，不同的区块各有中心城市，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布局，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区域社会。

从城址规模、出土的玉钺或石钺、墓葬差异等遗址遗存，朱超判断，岗上遗址是当时该区块重要的中心城市，说明在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已经形成了早期城市，并出现了早期国家。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表示，滕州岗上遗址十分重要：岗上遗址的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要收获，表明我们在本地区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多年考古工作，使我们了解到岗上大汶口聚落在区域社会、社会组织结构、礼制等方面对于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岗上是大汶口文化最大的聚落之一，是大汶口文化时期迄今发现的最大城址。

2，在岗上发现了最早的器物箱和棺下枕木，证明大汶口文化是棺椁制度的重要源头。

3，在岗上发现了以钺为代表的玉石器，骨牙质的鹿角锄、杖形器、骨板，鳄鱼皮与陶鼓，涂朱龟甲，以觚、大口尊为代表的成套成组的陶礼器，表明大汶口文化丧葬活动中的器用制度已经基本完备，明确了海岱地区是礼制的重要起源地。

4，墓葬表现出的棺椁、器用制度，显示出明确的社会分化，这是与作为都邑性聚落——城址的发现相伴随的，表明岗上代表了早期国家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岗上遗址挖掘期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相宏曾到岗上挖掘现场看过，看到出土的玉钺等文物，感觉相当精彩，他表示：岗上遗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时间点”和“空间点”特别好。

从“空间点”来看，岗上遗址是海岱之间古代东夷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遗址。蒙文通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古史甄徽》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分为三族，即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中国古代部族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徐旭生还认为，蒙文通所说的江汉民族“大致等于我们说的苗蛮集团”，河洛民族“大致等于我们所说的华夏集团”，海岱民族“大致等于东夷集团”(《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61页注解1)。岗上作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又属于东夷文化，但向西就是河洛华夏文化区，向南和苏北的大汶口文化能够衔接，但过了淮河就是江汉苗蛮文化，向北过黄河又是另外一种文化，因此，岗上遗址的位置在文化上具备典型性。

岗上遗址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恰好的“时间点”上。任相宏认为，在考古学上，遗址的“时间点”往往决定其重要度，比如，前一段发掘的山东沂水跋山遗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处在沂源猿人之后和扁扁洞人之前。

岗上遗址时间正好卡在距今5000年，这使其意义超越了区域概念，而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山东人类文明演进次序和全国具有一致性：分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扁扁洞人（距今12000-9000年），后李文化（距今8500年-7500年）、北辛文化（距今7500年—61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100—4500年）、龙山文化（4500-3900）、岳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等众多中晚期新石器文化。在这其中，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点，正好是中华文明史从原始社会迈向早期国家形态的关键时间点，岗上遗址正好是这个时期最大的城市遗址。

大汶口文化遗址已发现有数百处之多，经过发掘的也有50多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存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省的泰安大汶口、兖州王因、邹县野县、曲阜西夏侯、茌平尚庄、广饶五村、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日照东海峪、蓬莱紫荆山、长岛北庄、栖霞杨家圈。其中在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诸城呈子等遗址，还发现了一些刻符，虽然什么意思待考，但可以肯定和文字有关。

从岗上遗址看，有城墙有壕沟，从棺椁和出土的玉器看，形成了等级社会，有早期国家的形态和特征，虽然目前这里没有发现文字，但可以判断那个阶段形成了古国，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力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