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李大钊（资料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与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被人传颂的佳话。

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又如何进行党的创立工作？

北大共事，并肩作战

早在北大共事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曾在日本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上有过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思想对话。

1914年11月，陈独秀鉴于对现实的悲愤，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

对此观点，李大钊在其《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了支持回应，呼吁人民不要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要“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李大钊还特别指出陈独秀的文章是通过激烈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爱国心”，其文必有弦外之意，因此李大钊撰写这篇文章就是试图“申独秀君言外之旨”。

可见，虽然陈李二人的文章对爱国主义的书写角度不一，但对于爱国主义的追求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成为二人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

陈独秀早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职。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到任后陈独秀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了北京大学。

李大钊于1916年未等卒业即从日本回国，先主办《晨钟报》，后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经章士钊介绍，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教授。

1916年9月，李大钊（前排中）与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一起

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团结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进入其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

据当时人回忆，在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接触频繁，“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1918年1月初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对编辑方针与编务作出重大调整，采取轮流编辑（主编）制，从第4卷第1号开始，杂志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负责编辑，陈独秀负总责。

在陈独秀的团结号召下，李大钊不仅成为《新青年》的轮流主编，也是主要作者之一。

陈独秀提供《新青年》杂志这个阵地，李大钊则积极为《新青年》杂志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

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

正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等人的宣传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靡中国。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消息传到国内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爱国主义者开始并肩作战。

1919年5月4日下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携手发动下，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在整个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密切关注着运动的最新进展，他们不仅积极领导、支持和参加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当北洋政府逮捕32名爱国学生后，他们又努力进行营救并给予行动指导。

他们还呼吁学界、商人、劳工等社会各阶层共同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北洋政府。

6月11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散发传单。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入狱，李大钊立即展开营救行动，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场爱国运动的领导重担。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9年9月16日，经过李大钊的努力营救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北洋军阀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

对于战友的出狱，李大钊以激动与喜悦的心情，当日赋诗云：“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陈独秀出狱后仍然处于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

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演讲，因发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讲而引起湖北军阀当局的驱逐。因此，当陈独秀回到北京时，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师警察厅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获悉此消息后，为陈独秀安全考虑计，在征得其同意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

此时，恰逢北方收账时节，于是，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

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成立之前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1922陈独秀在共产党国际四大上

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

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和关注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

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便担负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星辰陨落，伟业永传

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奉系势力进入并掌握北京，北方革命形势越来越险恶。1926年9月，中共中央写信给北方区委，多次催促他们转移至武汉。

李大钊一边为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及时安排大批革命同志出京南下，一边则坚持留守阵地为北伐军打到北京做接应准备。尽管身边的同志和朋友十分担心李大钊的安危，纷纷劝他早日离京，但李大钊坚定地表示：“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

就这样，李大钊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的工作。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察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领300多名反动军警暴力闯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非法逮捕。

李大钊的被捕，举国震惊，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强烈抗议奉系军阀反苏反共的暴行，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立即动员各界力量开展营救行动。

当李大钊得知北方铁路工人组织想通过劫狱营救自己后，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当时新闻媒体上刊登的李大钊被害的情况（资料图）

4月28日李大钊等同志英勇就义，壮烈牺牲。陈独秀对李大钊的牺牲十分悲痛，他对自己的战友是这样评价的：“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表达了对李大钊的深深怀念和高度赞扬。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来到重庆江津的偏僻农村，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

对于“南陈”与“北李”的丰功伟绩，当时就有人写诗颂扬道：

北大红楼两巨人，

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