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产权的四个错误认知​ | 财产权首先保护的，是穷人的权利

对财产权的四个错误认知

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件事物让人类对它产生过如此深入骨髓的误解，以至于每当经济停滞，危机出现时，它都会被揪出来”痛打”一番——仿佛只要消灭了它，就消灭了一切罪恶之源，人间从此就能变成天堂。

它，就是“财产权”。比如：

◎一提到财产，人们马上想到的，是房子、车子、手机、电脑、钞票这些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而与之相应的财产权，是一种“物权”，即人对各种有形之物、有价之物合法占有、支配或处置的权利。

◎在人的三大基本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中，前两者几乎是神圣、美好的代名词，而“财产权”，尤其是私有财产权，在人们眼中，即使算不上是邪恶的，至少是庸俗的。

◎人们通常认为，人性本善，人生而单纯、善良，是越来越多的财富，让人变得贪婪、自私，人类社会之所以充斥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甚至冲突和战争，就是源于对财产权的追逐和争夺。

正是对财产权的诸多误解，不仅矮化了财产权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也是造成绝大多数悲剧的根本原因。

财产权是目的，而非手段

“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如果把这里的“吃饭”，理解为财产权，那么，这句富有哲理的谚语，道出了人的三大权利之间的逻辑关系：财产权是维系生命、获得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人活着的意义。然而，这句结论正确的话，却严重误解了财产权。

如果一个人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须的财产，比如，食物、住房，而不得不依附于某个个人或组织的时候，首先就丧失了自由和尊严。因此，如果没有财产权，就不可能有自由，即便有所谓的自由，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那么，没有财产权，生命权是否也无法维系呢？有人就曾说，历史上存在过无数没有财产权，但却依附于奴隶主而活着的奴隶，并以此否定财产权之于生命权的重要性。这误解了财产权的概念。

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个人财产权首先是“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拥有唯一支配权，而任何他人都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不止如此，财产权还意味着一个人有权自主决定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有权工作、谋求自身发展以及运用自己的能力，而不受他人的干扰，而这本身就是自由权的涵义。洛克明确指出，人们设立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财产，这里的财产，就包括“生命、自由以及物质财富”。

洛克：鲁滨逊已将“劳动和土壤相混合”。作为一个意志自由的理性人，他享有所有权的范围包括：自己的身体，以及其用劳动力改造的物质产品。

美国第四任总统、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也认为，财产权不仅包括人的所有物质财产，还包括个人的各种权利，比如自己的观点、自由、安全等等，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

简而言之，从概念上，财产权本身从来就不是从属于生命权、自由权的“二级权利”，恰恰相反，生命权、自由权才是最基本的财产权。这既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更不是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而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

现代社会，不仅个人的物质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各项自由和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现实中，当有形的财产被侵犯的时候，人们都会穷尽各种途径挽回损失，而当各种自由和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也是对“财产权”，而且是对最重要的财产权的侵犯，更遑论追回损失。

财产权首先保护的，是穷人的权利

人们通常认为，财产权是富人的专属权，“保护财产权”保护的是富人的权利，是对富人的偏袒，对穷人的不公。这是对财产权最古老、最严重的偏见。

试想，面对财富缩水、强者的掠夺，以及土匪强盗的抢劫时，谁能有更多的办法保护自己的财富？答案显而易见——富人总有更多办法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财产。

不仅如此，每当战乱、社会失序时，穷人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要么成为权势者的附庸，遵从“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游戏规则，要么铤而走险，希望通过暴力手段成为新的游戏规则制定者。

如果财产权不受保护，财产就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富人（权势者）手里——他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从穷人那里拿走更多财富，而不必受任何道德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制裁，结果出现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马太效应”。

相反，保护财产权，首先意味着从根本上限制了富人侵犯，甚至剥夺穷人财产的权力。“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一古老的谚语，揭示的正是这样一个公理：不经过所有者同意，任何人无权冒犯、掠夺他人的财产权。

不仅如此，保护财产权还保护了穷人变成富人的权利。众所周知，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市场两大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是通过分工有效配置资源，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激发创新的涌现。

因此，保护财产权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总财富的持续增长，穷人的财富也会水涨船高。在市场经济中，那些聪明而又勤奋的穷人，很快就能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而那些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穷人，还可以通过创业，变成富人。

总之，在财产权受保障的社会，遵循的法则是“不创造者不得食”。因此，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对财产权的保护，对于穷人来讲，怕的不是穷，而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

平等地保护财产权

而非追求财产的平等

财产权常常被指责为导致社会不平等的罪魁祸首。以此推论，要从“根源”上消灭不公，实现人人平等，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

一种是消灭私产，一切财产交“圣库”；一种是主张“均贫富”，实行平均分配。前者否定私产，后者强调结果平等，看上去都似乎更符合很多人对“平等”的诉求。

平等，是一种美好的价值。然而，平等必须符合正义的理念，背离正义的“平等”，往往成为邪恶的同义词，而正义，最朴素的解释，就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保守主义鼻祖埃德蒙·柏克说，平等的含义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

一个谁都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是：人先天禀赋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人与人起点的不平等。基于此，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是天差地别。在此前提下，追求财富平等的实质，不过是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让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服务。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人幻想不劳而获，创造和创新活动停滞，最终出现“贫穷面前，人人平等”。

既然财产权的真义不是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财富，那它能保障什么呢？王建勋老师在《驯化利维坦》一书中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保护财产权的重要性，并不是承诺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财富，而是说财富必须充分地分散在社会中。只有当财富分散到社会中，个人才不必依附于某个或者某些人，不会被他人控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采取行动，并对后果负责，从而形成一个建立在个人自治基础之上的自由社会。

简而言之：财产权的价值归宿不是平等，而是正义、自由。这从财产权的角度，回答了哈耶克的终极之问：“人类始终面临一个抉择：是在贫穷中寻找平等，还是在不平等中寻找自由？”

不是因为有了法律，财产权才存在

而是因为有了财产权，法律才存在

汉斯-赫尔曼·霍普在其代表作《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中的发问尖锐而有力：如果一个人不是自己身体的当然主人，不是凭借自己身体、能力原始占有财富的当然主人，以及生产出来的财富的当然主人，那又应该是谁呢？

这一发问引出了关于财产权的另一个误解：财产权不是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创设，相反，是财产权创设了律法、道德，以及政府和国家。

财产权是一种天赋的权利，远在语言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财产权的观念，是财产权，而不是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其他权利，把人从动物中区分别出来。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说，只有人类才会通过手势或语言区分“你的”“我的”。即便孩童和原始人，都会认为自己天然就是自己当然的主人，这是理所当然，无需争辩的，因为私有财产完全符合人类的道德“直觉”。

在法律出现以前，财产权是一种事实上的权利，基于人的习惯和默许。财产权的确立催生了法治，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它的制定就是为了确保人的财产权，如果财产权得不到保障，人的生命、自由就没有根基，如大法官菲尔德所说：“在财产权不安全的地方，人的权利也不会是安全的。”因此，在没有财产权的社会，法律的存在就是多余的。

法律不仅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性财产不受国家侵犯，更限制每个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财产，它明确了财产权的边界，防止每个人在行使自己财产权的同时，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法律的意义在于，不仅保障多数人的财产权，更保障少数人，乃至某一个人的正当性财产不会被多数决的方式褫夺。

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如果说人们不再明确地界定和遵守“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而是都追求“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人类就退回到野蛮的状态。因此，只有保护财产权的法律才是正义的。

正是对财产权严重的错误认知，让我们的财富和自由，每隔几十年总是被阶段性清零。财产权如此重要，然而，我们对它的误解，远比正确的认知要多得多，本文列举的，只是四个比较常见的错误认知。